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亲手将“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奖章佩戴在我胸前，那一刻，聚光灯亮得晃眼，我的手微微发颤——这枚奖章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4.2万多名逆行援鄂的医护人员，属于江夏方舱医院昼夜值守的医护团队，属于千千万万信赖中医药、配合治疗的武汉市民，更属于传承5000年的岐黄薪火。荣誉更像一种提醒：我们只是中医药事业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真正托举这朵浪花的，是国家与人民的需要。回望来时路，最清晰的印记并不是头衔的增加，而是在一次次选择里，始终把“患者”二字、把中医药事业，放在个人得失之前。荣誉不是终点，对我而言，荣誉之后是继续看病、教学、科研，是在关键时刻为中医药争取应有的位置。
一剂汤药，立下一生志向
我与中医结缘，并不是从书斋开始的，而是从基层临床开始的。
那是1968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渤海边一个基层卫生院。在一个冬日雪夜，一名年轻患者突发急性肠梗阻。大雪封路，去20公里外的区医院手术已经来不及。危急时刻，卫生院一位中医大夫开出一剂大承气汤，竟使险情得到缓解。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几味药，为什么能在急症中发挥作用？中医难道只是书本里的旧学问吗？那一夜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医不是故纸堆里的玄谈，它是活生生能救人的本领。
从那以后，我开始自学中医。后来，我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了脱产系统学习中医的机会。1973年末至1976年初，我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医疗实践，还和同学组成研究小组，在中医治疗急症、热症、血症等方面不断积累经验。那段日子并不轻松，但我心里踏实，因为我知道，自己正在向一条真正值得走下去的道路靠拢。
1979年立春刚过，在天津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最后一天，我骑车赶了80里路递交报名表。那一路风很冷，但我心里很热。后来经过选拔，终于如愿进入天津中医学院首届研究生班。回顾这个过程，我的中医志向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它来自患者的需要，来自基层临床对我的触动，来自一剂汤药带给我的震撼，也来自一个年轻医生对医学道路的重新确认。
津门名医、国医大师阮士怡先生，是我中医路上的重要引路人。阮老早年学西医，后来深耕中医。他常对我说：“伯礼，医乃仁术，无德不成医。中医要发展，光靠守成不行，得用现代科学把它的道理讲清楚。”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读研期间，我白天跟师临证、抄方、学习各科知识，晚上泡在图书馆查文献。我越来越感到，学习中医不能关起门来，也不能排斥其他学科。我经常到天津大学、天津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的前身）去旁听，热物理学、工程学、药理学、统计学，许多看似离中医很远的知识，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的工具。中医要向前走，仅有经验积累还不够；但离开中医自身规律，单纯搬用外部方法也不行，需要在经典、临床与现代知识之间不断搭桥。
硕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边临床边科研，并组建全国首家中医工程研究所，承担国家“七五”攻关项目，开展舌诊客观化系统研究。我和团队一起建实验室、开拓中药组分研究，推动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探索中药数字化分析和配伍优化。历经10余年攻关，我们建立了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大幅提升中药制剂质量与临床疗效，相关成果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我确信：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理念并不落后。中医的精华绝不能只停留在经验层面，必须用循证医学证明其疗效，用现代科学语言阐明其作用机制，让更多人听得懂、信得过、用得上。担任第十一至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近20年来我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交了100余项建议，全程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起草与修订调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终获通过，一代又一代人所追求的中医药有了国家大法护航，我心里很难平静。中医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业，它关系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医学智慧，也关系着今天和未来人民健康的现实需要。发展中医药，是在给整个中华民族争生机，能为它多争取一点空间，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的许多辛苦，都值了。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
做医生，平时坐堂看病是本分；国有危难时，医生就是战士，必须顶上去。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中医药参与救治并非一开始就有足够空间。一位西医院院长的亲属感染SARS（非典型性肺炎）后经西医治疗仍高热不退、病情危重，院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我。我仔细研判辨症后开出中药处方。几天后传来好消息：患者退烧，病情明显好转。我趁机请战，天津市领导决定让中医介入治疗，我受命担任天津市中医治疗SARS总指挥，编撰《非典专辑》，筹建“中医红区”，缩短症状持续时间，减少激素用量等，取得了确切疗效。相关治疗方案后被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SARS中医治疗方案》收录。对我而言，这不是为了争一时名声，而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证明中医药可以承担责任、作出贡献。
2020年庚子新春，新冠疫情骤然暴发，武汉告急。大年初二，我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即刻赴汉。抵达当天，我就奔赴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等定点医院病区摸底。那时，情况很急，压力很大。部分西医同行对中药仍有疑虑，部分患者也缺乏信任。我心里明白，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只喊口号。中医药要拿出实实在在的疗效，必须尽快把救治工作组织起来。我向中央指导组提出建议，建立中医药阵地，由中医整建制承包方舱医院。这个建议当天就获得批准。随后，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江夏方舱医院火线筹建，我担任名誉院长和总顾问，五省市中医医疗队进驻江夏方舱，主要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汤剂辨症施治，配合穴位敷贴、耳穴压豆、八段锦导引，也注重情志调理。后来，江夏方舱医院实现564名患者“零死亡、零转重、零感染”，并总结出“降低转重率”是评价疗效的核心指标。经验逐渐形成后，中西医结合救治成为中国抗疫方案的重要亮点，“转重率”也成为世界共同认可的标准。
最后一批康复患者走出方舱医院时，我的眼镜镜片上有泡面的水汽，也有热泪。那是我在武汉少数几次落泪。一次是为牺牲的战友和坚韧的武汉人民，一次是重回江夏方舱旧址时，面对物是人非，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这句话之所以有重量，不在于声音多高，而在于它对应着真实选择。国家和人民需要时，医者决不能袖手旁观。
桑榆不叹暮，药岭有远志
很多人是在荣誉和聚光灯里认识我的。但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的身份，始终是医生。直至今日，只要条件允许，我仍坚持每周出3次门诊。行政、科研、会议再忙，出诊这件事不能丢。一个医生，只有坐在诊室里，看见患者的眼神，听见他们的难处，才会知道医学真正要回应的是什么。
有人问我，你吃什么补品？我说，看好一个疑难患者的成就感，比什么补品都更养人。仁心不是一句激情的表达，而是一种长期、稳定、具体的专业责任。医生看见的不应该只是指标，也要看见指标背后那个真实的人；不应该只想着疾病本身，也要体会患者的不便、焦虑和难处。
我的座右铭是“贤以弘德，术以辅仁”。这是我从《论语》中悟出的道理。作为教师，我也常要求学生：“坐下来会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考，进了实验室能科研。”这句话很朴素，却是我对中医药人才的期待。学中医药的人，不能只会背书，也不能只会抄方；既要能临床，也要能表达；既要会思考，也要能研究。中医药要传下去，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真正有本领、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2009年，我把何梁何利基金奖、全国优博论文导师奖金等各项奖金捐出，在天津中医药大学设立“勇搏”励志基金，奖励品学兼优而家境困难的学生。针对当时大学生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发起成立了“勇搏励志班”，班训是“责任、坚韧、克己、奉献”，让大学生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十几年来，有数万的勇搏学子成为栋梁之材，正如他们自己所言，这个班不是让优秀的人集中起来，而是让集中起来的人变得优秀。我希望他们不仅学业优良，还要有高尚之情操、坚韧之品格、奉献之精神，成为堪当大任的人。中医药事业也正是这样，一代人接过一代人的手，一代人把路再往前铺一点。
我已年近八旬，“桑榆不叹暮，药岭有远志”，虽然人到晚年，我仍然愿意把时间放在事业之中。个人生命终有边界，中医药事业却要一代代人接续向前。一个人最终能留下什么，不应只看获得过什么称号，更要看他把什么交给后来者。
有人说我不懂生活，但让我说，我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幸福。只要身体允许，就继续出诊，继续带学生，继续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奔走。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建立健全中医药标准，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这些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能做一点，就做一点；能往前推一步，就推一步。
说回到“人生”二字，我的经验其实并不复杂，概括起来就是5句话：志向要从真实问题中生长，学问要从长期积累中扎根，创新要经得起实践检验，医生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学者要在国家需要时承担责任。
荣誉会被写进简历，但真正留下来的，可能是患者记得的诊室，是学生接过的手稿，是一个中医人对“贤以弘德，术以辅仁”的长期践行。人生价值不在头衔本身，而在个人理想是否与人民利益、国家需要连在一起。
我愿做中医药事业的一朵浪花。浪花终归大海，但事业会永远向前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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