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当一位俄罗斯富豪或印度科技新贵决定跨国配置资产时，标准路径往往是举家迁往伦敦，在肯辛顿购置豪宅，将子女送入英国公学，并将家族企业的控股架构逐步移至英格兰。
如今，同等量级的超高净值群体正在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核心金融资产配置在新加坡，子女在美国或瑞士接受教育，持有希腊或葡萄牙黄金签证作为欧洲通行备份，同时在迪拜设立区域运营总部与家族办公室，以此撬动中东、非洲与南亚（MEASA）广袤市场。财富、身份与生活被系统性拆解为不同的“功能切片”，精准嵌入全球多个司法管辖区。
这也是全球财富咨询机构亨利合伙人（Henley & Partners）在其《2026年私人财富迁移报告》中提出的核心概念——“主权投资组合”（Sovereign Portfolios）。
“财富流动已不再主要关乎地理移居，而越来越关乎韧性、选择权与战略性准入。”亨利合伙人管理合伙人兼政府咨询业务负责人阿马兰特（Philippe Amarante）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正如主权财富基金在不同主权市场分散风险一样，国际流动家族正将居留权、公民身份、商业运营、资产配置、教育资源及传承规划进行多国别布局。
在这一轮全球财富再平衡的版图中，迪拜展现出了极强的吸附力。
全球财富流动的范式转移
根据亨利合伙人的预测，2026年全球跨国迁移的百万富翁将达16.5万人，较2025年的14.2万人进一步增长16%。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全球私人财富不再单向集中于某一传统离岸中心，而是结构化地分布于各个功能性枢纽之中。
阿马兰特观察到，具有国际流动性的高净值家庭的生命周期规划正告别“单一国家/地区中心制”，转向在多地并行配置商业主体、投资平台与家族利益。这导致主权辖区之间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演变，城市竞争的“胜负手”，不再是说服个人完成物理上的永久迁居，而是争取成为其全球长期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功能节点。
“一个家庭完全可以在迪拜运营核心业务，同时保留欧洲的居留资格、安排子女在第三国求学，并持有额外的身份储备。”阿马兰特解释道。
与此同时，外部传统财富重镇的制度推力正在加速这一进程。2025年4月起，英国正式废除实行百余年的“非本地定居者（Non-Dom）”税制，长期居英富豪的全球离岸收益均面临最高达45%的所得税冲击；同时，葡萄牙已关闭原有的非常住居民（NHR）税收优惠政策，新推出的科学研究与创新税收激励（IFICI）计划资格范围已大幅收窄。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即将公投决定是否向州内的超级富豪一次性征收5%的“财富税”。
然而，阿马兰特强调，仅用税收政策的“推力”与“拉力”二元框架来审视当下财富流向已显示局限性，因为最具持久性的迁移往往由长期机遇驱动。“国际家族极少基于单一税负做出决策。税务效率固然是考量之一，但它必须与业务扩张潜力、地缘政治韧性、法治确定性、传承便利度及生活品质等维度综合权衡。”
以阿联酋本地数据为例，在地缘局势波动背景下，2025年四季度至2026年一季度，旅居阿联酋居民对海外备用身份的咨询量上升了41%。
阿马兰特解释称，这正是“主权投资组合”逻辑的体现。“强大的财富枢纽往往因聚集了具全球视野的人群而催生更高的对冲需求，这些人士天然地将多元化与韧性纳入考量，他们寻求备用选项，并非要放弃阿联酋作为其主要据点的地位，而是通过其他司法管辖区的补充性安排来强化整体架构。”他说。
“功能切片”与“一站式集成”
在当前的全球图景中，阿联酋已连续位列高净值人群净流入前列。数据显示，仅2025年阿联酋就预计迎来约9800名百万富翁净流入，对应约630亿美元的可投资财富规模。在2026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迪拜攀升至全球第7位，阿布扎比升至第21位；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活跃注册公司已突破万家大关，受监管金融机构逾1100家，财富与资管机构近600家。
在讨论迪拜的财富吸引力时，外界最常提及的标签是零个人所得税、零资本利得税和零遗产税。但在专业财富架构师眼中，仅凭税收优惠吸引财富的经济体最多只是一个注册空壳、快进快出的“离岸跳板”。
“税务效率或许是其中一个吸引点，却鲜少成为决定性因素。”专注服务中东超高净值人群与家族办公室的本地机构M/HQ合伙人兼阿布扎比办事处负责人哈里森（Hermione Harrison）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客户真实的决策链条中，排在首位的实际上是法治与司法的确定性。
“DIFC与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的普通法框架及独立法院体系，提供了国际家族与投资者所特别看重的熟悉感与确定性，这在财富传承、公司治理与股权架构设立中至关重要。”哈里森表示，阿联酋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制度的“一站式集成度”——将普通法法律基础设施、成熟的监管框架、丰富的牌照工具、长期居留签证（黄金签证）以及世界级航空枢纽高度整合于单一辖区内。其中，牌照工具涵盖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与迪拜多种商品中心（DMCC）的家族办公室制度及基金会法规。这使得家族得以在单一国际认可框架内统筹居留、治理、所有权、投资及传承规划，而无需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之间拼凑衔接各项功能。
此外，不可替代的实体辐射半径构成了迪拜的另一重支柱。根据迪拜机场集团的数据，目前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迪拜四小时飞行范围内，三分之二在八小时范围内。
谁在扎根，谁只是路过
哈里森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客户对阿联酋的利用方式呈现分化，部分客户在此搭建架构以实现财富多元化，同时继续居住在其他地区，阿联酋在其中扮演的是分散配置的“切片”角色；另一部分客户，尤其是来自亚洲、非洲及中东的家族，则在财富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拓展为长期居所。
“绝大多数家族最初的布局规模有限，无论是设立控股架构还是基金会，其目的都是为了熟悉当地的法律管辖环境，或在保持战略灵活性的同时，逐步实现资产的制度化与整合。”她称，随着商业与投资活动的扩大，一些投资者往往会升级机构，通过设立实体办公室、开展运营活动以及雇佣员工等方式增加实际投入。“创始人办公室可能始于相对轻量的持股载体，随后发展为成熟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或多家族办公室。我们观察到约三分之一的家族在12至24个月内遵循这一模式。”
她分析称，触发这一升级的通常是六大因素，包括家庭成员移居及优质教育资源、黄金签证的确定性、治理与传承规划制度化、在阿联酋及更广泛区域内的投资活跃、作为欧亚非门户的战略地位，以及原籍国的推力。
值得注意的是，财富传承的范式亦在悄然重塑。“过去传承规划多在创始人退居二线或离世后被动开启；如今，越来越多创始人选择在事业盛年、精力充沛时，便主动在迪拜落地信托与基金会治理架构，确保代际交接的平稳可控。”哈里森说道。
不过，财富扎根的过程中并非没有摩擦力。哈里森坦言，并非所有客户最终都会选择扩张，仍有少数资本因全球战略调整或家庭原因回迁，亦有一些情况是设立架构之初并未充分理解牌照要求与银行业务考量。她表示，阿联酋的商业生态系统较数年前已大为精简，在放宽外资所有权限制、引入可变资本公司（VCC）架构、扩充DIFC指定公司（Prescribed Company）制度以及持续优化黄金签证等方面展现了较为可观的制度演进效率。
但对缺乏本土实操经验的机构而言，相关操作仍具一定复杂度。在她看来，当前更为具体的痛点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跨境银行开户周期的不确定性，当面对跨国多层股权穿透与离岸资产核查时，尽调耗时往往超出预期，极度依赖各方的前置协同；其二是跨系统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存在衔接断点，例如某些境外信托与基金会尚未与本地资产登记机构实现完全无缝对接，且基金会架构目前尚无法直接挂钩黄金签证的申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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